理研情结

转眼离开日本已快半年，但是回国后为俗务所累，再没有时间和心境去经营自己的博客，甚至MSN也很少上了，因此很怀念在日本那悠闲和挥洒的日子。

上个月，寺冈先生访问了上海，并且访问了我所在的研究所。在接待寺冈先生的时候，寺冈先生透漏，野依理事长将于2月访问上海交通大学，并在交大发表演讲。这时我插了一句自己不该说的话，大意是野依理事长可否访问我所，并在我所发表演讲。寺冈先生说理事长的行程早已安排好，况且他的专业也和你们所不对口。我依旧不依不饶，理事长发表演讲不一定要讲专业，可以讲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哲学思考，给中国的年轻学者以启迪。寺冈先生笑了，他说他安排不了理事长的行程，如果你有这个想法，你可以当面对他讲。我也笑了，我不知道野依先生这次来上海，我能否见到他；即使见了，我也不会去他讲自己这个“世纪之约”，因为邀请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，即使对方有意访问，也不是我一个区区副研究员可以去邀请的。不过，我在瞬间冒出那个想法，来自于自己说不清的“理研情结”。

自己初到日本，有种感受。日本和中国一样，受东方文化的影响，其思维应该是内敛的。在理研，和雷康斌先生接触颇多（他是理研中国学者联谊会的理事长），这样就更多的聊起理研，聊起了野依理事长。谈到理研这几年在海外的拓展，老雷说：“理事长一贯认为，一个研究所，外国人越多，它的研究水平就越高，什么时候也可以考虑请个外国人来干他理事长那个位置。”我深信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，开放的研究与探索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必由之路。但是回国后，我需要面对的是国内的涉密等等，同事之间也不便交流相互的研究。我想作为科学院的工作者，在研究之余应该有对科学终极意义的反思（尤其对从事竣工研究的学者而言），但是这是何其之难。由此我不由得想起李安所拍的《色戒》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如果这个电影出自于内地导演之手，肯定是被禁的结果。被禁的原因不是因为那些成人内容，而是因为对人性的反思。所以对科学的反思也是一样，我们这样的庸人不能讲，大师可以讲，这大约是我那时提出那个“世纪之约”的初衷吧。

那天接待完寺冈先生回家后，夫人问起有什么事情。我就说起了理事长要在交大发表演讲的事情，儿子的耳朵很长，说那天是不是周六或周日，如果是，他想见见诺贝尔奖获得者，如果再能合张影，他将无比自豪。这时我不由得想起儿子访问日本时，问我理研的情况，我告诉他理研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时，儿子说：“爸爸，你在理研工作过，是不是也要获得诺贝尔奖？”我笑笑说：“爸爸没有这个可能。”儿子说：“爸爸，我长大后也来理研作研究，肯定获得诺贝尔奖。另外爸爸，我可否见见诺贝尔奖获得者，或者索要一张带相片的签名。”

当然，在日本没有满足儿子的要求。不过在和小岛，浅野等人中文交谈时，我还是一本正经地谈了这件事情，他们都觉得好笑，认为找理事长要个签名，没有问题，但是他们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就没有求她们帮我办这件事情。而今天上班后，看看理事长的访问日程，又要让儿子失望了。

我的理研情结，儿子的“科学情结”—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。